法学教授伪造法院判决书折射出法治信仰的缺失

南方法治报

谢刘权

近日媒体报道，贵州某高校法学院教授李某为达到胜诉目的，将一份自己亲手伪造的其他法院“判决书”交到法官手里，希望审理该案的法院以其提交的“判决书”为参照，做出判决。后经办案法官到涉及伪造文书的法院实地调查，揭穿了其拙劣的表演。

毫无疑问，能在高校担任法学教授的李某绝非泛泛之辈。根据当前学术界的发展现状估计，其必定是经历了多年法学教育，取得了高学历，并在行业内取得一定成绩的才俊，否则无法获得正高职称。在法律知识储备层面，李某的水平可能比普通公民，甚至办案法官还要高。因此，李某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有违法嫌疑。

谋取诉讼利益可以有很多方式，并形成证据链条就有可能影响法官的决策。假如李某能够通过法律允许的手段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应诉，那么即使他的行为功利一点，我们能做的仅仅是道德上的谴责，无法让其承担不利法律后果。

揆诸现实，根据现有法律规定，行为人明知是应由国家机关制作的公文，而伪造公文，足以使一般人信以为真时，即达到了刑法意义上的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既遂。因而，伪造人民法院判决书的法律后果很有可能是刑事责任，其中的严重后果足以使身在体制内的李某身败名裂。从行为风险和产出的角度来讲，这是划不来的。

究竟是什么让李某作出如此不明智之举？笔者认为，法治信仰的缺失是李某伪造法院判决书的深层次原因。掌握法律知识“多”并不代表会更加遵守国家法律。简单地讲，对法律的信仰即是指内心认同法律的价值，主动用法律指导行为，令行禁止。普通公民应该如此，法律人更应如此。在这个事件中，李某恰好是不当利用了自己对国家法律制度的熟悉，自作聪明地以身试法。假如，李某“水平”高超，制作的“判决书”足以假乱真，同时审理案件的司法人员粗心大意或者不负责任不加查实予以信任，其行为或许可以给自己带来丰厚的诉讼利益，但是国家机关公文的公信力将荡然无存。

没有信仰，剩下的只能是唯利是图。俗话说，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。假如李某的行为属实，那么无论其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，其都没有资格继续留在高校任教，否则只会误人子弟。李某的个案警示我们，单纯法律知识普及是不够的，只有信仰法律，才能怀有敬畏之心，审慎行为。

（本文作者为五华法院研究室干部）